或许只有资深影迷才知道，斯皮尔伯格在《大白鲨》《E.T.外星人》大获成功后，曾拍过一部女性电影——《紫颜色》。这是斯皮尔伯格为数不多的文艺片，并直接影响他拍摄了《辛德勒的名单》。
电影取材于非裔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的同名文学作品，在信函的往来之间，主要描绘了西丽、耐蒂、索菲亚、莎格四位性格各异的女性角色。书籍横跨了30年时光，从西丽14岁怀孕生子，到她们受到侵犯与历经别离，到她们步入中年，孩子们长大成人，并以西丽和耐蒂姐妹团圆作为圆满结尾……西丽和她的伙伴们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变革，从天真稚嫩走向成熟坚定，成为了无惧风霜的勇敢女性。艾丽斯用真挚动人的笔触为读者们展开了一幅有色族裔女性在性别与种族压迫下的人生画卷，及她们战胜双重歧视的女性传奇。
颇有意思的是，片中饰演重要配角索菲亚的是奥普拉·温弗瑞。刚开始主持芝加哥的一档早间节目的她，不知是否预见过成为名誉全球的脱口秀女王的一天，届时无名的女主角扮演者乌比·戈德堡，在未来也会因《修女也疯狂》而成为红极一时的黑人女星。文本内外，这些女性的人生际遇形成了绝妙的回响。2023年，《紫颜色》又被翻拍成了华纳音乐剧，和《可怜的东西》《芭比》《奥本海默》一起入围了奥斯卡的提名，角逐最终奖项。
《紫颜色》为何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向大众传递的价值观，为何在当今时代仍然熠熠闪光？让我们回到文本来寻找答案。
父权，如霾似山
在女性成长的各个阶段，来自父权制度的压迫从未停止，制度变幻成各种形状，犹如阴霾般笼罩在女人们的头上，让她们无法迈步向前。
书中不断强调着社会对一名“合格女性”的要求——“家管得好、孩子带得好、饭做得好”，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太太，男人再怎么想办法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了”。
主人公西丽，14岁遭继父强奸，20岁时被迫嫁给鳏夫“某某先生”做妻子。“某某先生”在前半部分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种特定的形象和群体，艾丽斯从未着墨描写过某某先生的身形、外貌，或者他的声音、谈吐，他是万千男性的缩影，他们对妻子呼来喝去，从不向妻子征求任何意见，或者听取她们的任何意见。在耐蒂的多封回信里也会提到，不同地区男性对于女性的要求也都是惊人的相似——奉承、忠贞、劳动。
艾丽斯·沃克犀利的笔触常常让人感到揪心，写出了女性浓重的“被物化感”。当西丽写信给上帝时，她的第一句话便是描述这种处境所带来的困惑。
“亲爱的上帝：
哈波问他爸爸为什么揍我。某某先生说，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还有，她太倔了。女人的用处只是——他没把话说完。”
某某先生对西丽的拳脚相加，这种负面行为也延续到了儿子哈波身上。新婚初始，哈波对妻子有爱，也愿包容，但父亲的“言传身教”和所在社群的舆论压力，让哈波不断地用武力驯服妻子，以维持家庭中的强势地位。女性是妻子，是发泄欲望和怒火的对象，是不计付出的劳动者，是无法脱离的“弱者”身份。
这些女性，究竟背负着什么？她们又为何背负？莫拉拉·奥昆迪佩-莱斯利的文章《非洲女性、文化与别样发展》，依托非洲文化与发展的社会经济现实语境，阐释非洲女性承受的额外负担：
1.外部的压迫（外国入侵、殖民统治等）。
2.传统遗产（封建的、奴隶制的、社群的）。
3.女性自身的落后，这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其伴随的贫穷和无知的产物。
4.她的男人，享受了数个世纪的男权统治，不愿放弃自己的势力与特权。
5.她的种族，因为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种族与阶级界限划分的。
6.女性自身，奥昆迪佩-莱斯利用较多篇幅，细说了前两座“大山”的属性与范围，后四座则少些，但她明白无误地提出，非洲女性最关键的挑战是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s），因为必须由她自己界定自身的自由。
小说中另一名黑人女性索菲亚，因为不愿给白人太太做女仆，而承受了牢狱之灾。同为黑人女性，西丽也背负着生存的多重大山，但是她顽固地认为这是女性生存的唯一方式。她甚至从未因此生过气：
“我说。我过去常常生我妈妈的气，因为她把活儿都压在我身上。后来我发现她病的很厉害，没法再生她的气了。我也不能生我爸爸的气，因为他到底是我的爸爸。后来，我一生气，或者觉得我要生气了，就会恶心，好像要吐，难受极了。再往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她的心路历程证明了女性背上的第六座大山——自己——是最关键的。数个世纪以来，父权制与性别等级制的意识形态被内化，形成了消极的自我形象，由此束缚了女性。正如西丽对丈夫和父亲客观伤害的反应，常常是自我挫败与自我削损，逆来顺受的生活使她变得对痛感麻木，并且习惯性自我否定。这也是西丽后来“教唆”儿子哈波打他的老婆的根本原因——当她默认丈夫的暴力为两性关系的常态时，她会下意识遵循这种规则并延续它，西丽从受害者继而转为其他女性的加害者，以寻求病态的心理平衡。
女性共同完成的叙事
《紫颜色》是由女性共同完成的叙事，西丽渐渐觉醒的成长历程，是由身边的众多女性惺惺相惜得来的。
西丽始终在向外寻找压抑生活的突破口，她无法与上帝交谈，便用简单的文字向上帝写信，记录下无人问津的生活困境。书信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在读者和笔者（主人公）之间快速形成了一个私密的空间，书信往来中，一切感官都被放大，读者成为了笔者切身体验的唯一承接者和倾听者。我们和西丽一起感受过她的所有痛苦，被强奸、被羞辱、被夺走孩子、被迫接受姐妹分离、被无视、被当作工具，甚至在同一时刻忍受过某某先生的拳头落在头上。
幸运的是，她的收信人从“亲爱的上帝”，变成了“亲爱的耐蒂”，能够和妹妹通信，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安慰，耐蒂也在回信中写道：
“我不给你写信的时候，就跟我不做祈祷一样难受，好像把自己禁闭起来，心里憋得难受，我孤单极了。”
两颗孤单无助的心灵由于血缘和共同的经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支撑着彼此度过种种困难的时光。西丽在读耐蒂的信的时候，也和耐蒂一起经历了新奇的旅行，从痛苦的现实中短暂抽离出来，用耐蒂的眼睛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莎格，一名“万人迷”的流浪女歌手的出现，对于西丽来说是打击也是救赎。她是一位截然不同的女性，让西丽亲眼见到了另一种自己从不敢想象的生活方式。起初，我们和西丽并排仰望着她，忍痛消化着心酸和自卑。莎格代表着自由、热烈以及无限的生机，而那时的西丽，只不过是灰蒙蒙天空下毫无秩序的，被吹倒的芦苇叶，是雨滴滴落在地上才能被短暂溅起来的泥点。她是工具，是被驯服的小兽，是软弱的无法还手的一缕棉絮……
后来，莎格用爱教会了西丽探索身体，在言传身教中影响着西丽，她永远支持她、关爱她，理解她所做的一切选择，莎格为懦弱悲戚的西丽建造了一所充满安全感的堡垒，让她可以在任何私人和公共的场景里表达愤怒和反抗。
我们同样能够在配角身上看到黑人女性的隐忍和觉醒。索菲亚经历迫害后变得一蹶不振，玛丽·阿格纽斯寻求警官帮助却被侵犯，看似自由无畏的莎格一直在被流言蜚语中伤……黑人女性同时受到多重歧视，她们的觉醒和反抗之路如此艰难，令所有读者泪目。她们对父权社会的抗争，值得引起女性群体对于女性解放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女性来说，觉醒意味着对“父权婚姻单位为中心进行的运作系统”的质疑，意为着摆脱母亲和妻子的身份禁锢并重新看见自己。
莫拉拉·奥昆迪佩-莱斯利在《斯蒂瓦主义：非洲语境中的女性主义》中强调，“非洲妇女的状况需要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因此，非洲女性主义思想一直强调经济实践和经济独立。”《紫颜色》中，艾丽斯·沃克也以西丽做起了裤子服装店生意，作为西丽自我解放的终点。
作为一名职业女歌手，莎格的工作对于西丽的独立观有着积极的影响，且在此过程中她们一同支持着“吱吱叫”追梦成为专业的女歌手。西丽及她身边女性在经济事件维度上的进步，具有跨时代的变革意义。她们发现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价值，完成了自我救赎。
令人欣慰的是，每一个女孩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遇到一个启发性的时刻，或许是再也无法忍受常规的生活，或许是突然发现赢一次的感觉很好，或许是被强大的女性偶像所鼓舞。当这样的时刻到来，请不要让它溜走，抓住它，让它成长为一棵坚韧的藤蔓，帮助你的自我意识攀登而上。正如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对于广大读者的影响一样，许多黑人女性表示，受到《紫颜色》的影响，自己成为了更聪明、更强壮、更勇敢，也更能适应社会变革的人。
艾丽斯·沃克，属于时代
《紫颜色》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1917年开始颁发，而艾丽斯·沃克是第一位获得该荣誉的非裔女作家，也成为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艾丽斯·沃克的写作将性别问题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表明了一个异于白人女性主义者的黑人女权主义立场。从妇女主义到非洲流散妇女主义，艾丽斯的文学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非裔女性文学思想的发展流变。
1944年2月9日，艾丽斯·沃克出生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一个佃农家庭，混合了非洲人、切罗基人和欧洲人的血统，父母养育了五男三女共八个孩子，艾丽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大学时期，艾丽斯参与了美国黑人平权运动，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艾丽斯就站在台下。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她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中的黑人民族文化主义者的‘大男子主义’立场，忽略了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多重压迫，并且傲慢地对待黑人妇女的创作和批评写作。”作为一名具有黑人女性独立意识的作家，她在写作中开启了自己的女权主义道路。
自1973年起，艾丽斯开始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爱与烦恼：黑人女性的故事》（中文版书名为《爱与烦恼：艾丽斯·沃克短篇小说集》，2023年11月出版）、诗集《革命的牵牛花及其他诗歌》。1981年，小说集《你不能征服一个好女人》问世，小说不仅聚焦于遭受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对爱情和性爱的自由追求，而且还记录了一系列黑人女性探索自我、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奋斗历程。她们大胆地向美国社会宣布，黑人妇女的内心世界是完整不可侵犯的，她们的精神与灵魂更是自由的，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约束。艾丽斯注重黑人女性人格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试图传递女性在窒息且扭曲的男性压迫下不断挣扎、顽强抵抗的生存智慧。
在酝酿《紫颜色》的时候，艾丽斯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成熟期。她希望自己的文学创作由对黑人个体历史的叙述，转而探讨美国黑人家庭的内部冲突，并思考有色族裔女性深受种族和性别压迫的文化根源。1983年，艾丽斯出版了她的文集代表作《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妇女主义散文》，并首次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成为对其作品解读的重要索引。
“妇女主义”根植于非裔美国与加勒比文化，与非洲女权主义的定义密不可分。“妇女主义”有四个鲜明的特征，即反对性别主义，反对种族主义，非洲中心主义，人文主义。一名非洲妇女主义者，面对种族主义、父权主义等多重伤痛，采取的方法是从姐妹情谊和本民族文化的智慧及力量中解放自己。艾丽斯指出，“某种程度上，一个妇女主义者会致力于整个民族——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与统一，她也爱自己，不顾一切。”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在《非洲女权随笔》中指出，妇女主义中暗指的品质有严肃、能干、自立、自爱和热爱文化，这不仅仅是对女性的要求，也是对全非洲的解放，二者合二为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托尼·莫里森、佐拉·尼尔·赫斯顿和艾丽斯·沃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非裔作家不断崛起，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黑人妇女精神成长这个主题在非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她们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经验，深化了文本的丰富性，推动着美国黑人文学从边缘向主流的位移。她们的文字往往包含了对种族、权力、性别、阶级、殖民相关话题的思考，尤其突出了女性主体的杂糅性、多维性、自主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2005 年 12 月 1 日，纽约市，作家艾丽斯·沃克和奥普拉·温弗瑞在百老汇剧院为《紫色》谢幕。
结语
《紫颜色》书中，索菲亚遭受警察毒打后仍然斗志不屈，这让西丽意识到“索菲亚值得拥有一条紫色的裤子”。“紫颜色”在这里指代的，便是对女性真正的“看见”。我们在西丽、索菲亚、玛丽·阿格纽斯等女性身上看见了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的人物光辉，而写出她们动人故事的艾丽斯·沃克用她超凡的感染力和博爱的胸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证明了女性只要看见自己，力量便不假外求。
恰如书中激动人心的一幕，西丽坐上了逃离某某先生的车，当她面对某某先生对自己轻蔑的质疑：“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你一钱不值。”她高喊着：“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就代表着，你，已经无法撼动我。
编辑：小狮、阿咸
特别鸣谢：Siti
排版：泼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