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结局之前，马燕终于实现了下海经商的梦想。
在剧中，马燕创业的难度系数最大。马魁这一辈子，青年蒙冤入狱、中年不幸丧偶、老年错过小沈，命运似乎和马魁是天生的死敌，总是恨不得将其置于死地。
不过，苦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场炼狱，但对于马魁而言则是一笔财富。在上天的戏弄之下，马魁不卑不亢、越挫越勇，最终奏响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进行曲。
在马魁的世界里，似乎没有翻不过的山、越不过的坎。他甚至原谅了汪永革对自己的伤害，成全了汪新与马燕的爱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马魁从来都不松口，那就是马燕辞职做生意。在马魁这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妥协，唯独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实现创业的梦想，马燕用尽了小心思、耍惯了小脾气，她旁征博引、据理力争，前前后后努力了无数次，但马魁就是不点头。
于是，双方只能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毕竟，决策就要科学化、民主化。
然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手握投票权的人们，从来都是在为某个人投票，而不是为某件事投票。既然投票被投票的都是人，那么拉票、贿选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像是漂亮国的大选一样，这次事关汪、马两家命运的投票，是另一个版本的驴象之争。汪新、马燕是小马党的基本盘，马魁、汪永革是老马党的基本盘，因此摇摆人马健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马魁、马燕父女两人投票前纷纷拉关系、走门路、谈交情、讲价码，而马健则是两头不得罪、见好处就收。
不幸的是，人生的剧本，处处写满了意外。在决定马燕能否创业的关键投票中，摇摆人马健站队了亲爹，但马魁还是输了。继当年小偷坠车案之后，汪永革又一次背刺了马魁。他临阵倒戈、直接弃权，让这场投票变成了无意义的平局。
站在剧外人的角度，汪永革当年曾欠下马魁一个天大的人情。从古到今，人情债最是难还。如今，有这样一个弥补过错、顺水人情的机会，汪永革为什么却继续坑了马魁呢？
事实上，汪永革看似弃权，实际上已经等于摆明了态度。他虽然因为中风导致记忆力衰退，但是他并不傻。就像剧中演绎的那样，在打牌的时候，他比谁都精明。
因此，弃权是他的一种态度，是对马燕的变相支持。
一边是亲闺女，一边是儿媳妇，马魁与汪永革的态度为何却截然不同呢？
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最终会决定你的能力和格局。
马魁三十岁不幸入狱，四十岁平反昭雪。在人生最关键的壮年时期，他是在狱中度过的。所以，下海经商、创业致富的概念距离马魁十分遥远。
在出狱之后，马魁继续着铁路刑警的老本行。警察的职业属性既限制了他的视野，又让他习惯性窥见人性的阴暗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数人因为对财富的追求，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
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马魁才会对做生意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排斥。他能放下对汪永革的愤怒和成见，但是却依然固执地干涉马燕的创业路。
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迟早会被社会淘汰。
而汪永革，更像是镜像的马魁。从列车长到副段长，汪永革的工作职务和履历决定了他的见识。作为客运段的管理人员，无论是思想还是意识，他都比马魁更加先进。
他没有十年与社会脱节的经历，也一直处于领导干部岗位，所以，对于社会发展的大势、马燕经商的小事，他始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在决定马燕事业前途的投票中，汪永革选择了弃权，但是却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熟悉政治史和铁路史的人都知道，京九铁路作为连接北京和香港的铁路干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京九铁路原计划在1997年1月1日通车，最终于1996年9月1日提前通车，提前4个月通车。这条铁路是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贺礼，也是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见证。
汪永革此时说京九铁路要通车了，看似是无关紧要的一句台词，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汪永革用这句话告诉马魁，中英可以和谈，香港都能回归，你一定要顺应时代潮流，放下心中的成见。
汪永革的潜台词很明确，马魁啊，京九铁路通车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个老顽固的思想也得改改了，铁饭碗什么的早就不重要了。
对于汪永革的说法，马魁虽然当时未置可否，但是从事后来看，他还是想通了，为马燕经商创业发放了准入证。
在马魁点头之后，在接下来的一场戏中，编剧有意地插入了一处妙笔。企业家牛大力乘坐软卧车，被退休老干部当面嘲讽，两人起了争执。
老同志作为国家干部，火气旺、底气足，上来就是一副质问的口气：
“我就不明白了，这软卧是谁都能坐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那就该把他们都轰出去，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满满的优越感，和额头上有通天纹的正黄旗老太太简直神似。
老干部怒火中烧，但是乘务员却不急不慢，她是这样解释的：
“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辆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旧传统，总有一天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无论是马魁，还是老干部，他们终将明白——大人，时代变了。
